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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中国工党 Chinese Labour Party https://chineselabourparty.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frontpage Sun, 19 Sep 2021 14:09:00 +0000 Joomla! 1.5 - Open Source Content Management zh-tw 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 https://chineselabourparty.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2014-03-16-02-44-28&catid=34:2008-10-14-12-53-45&Itemid=64

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

中國工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嘉賓們、顧問們、代表們:您們好!

 

 

    中國工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承先啟後的重要大會。按照我們二大時的設想,這次大會應當從二大召開地點的香港,前進一步,到內地召開。因爲早在十一年前的一大,我們就已經提出了革命和改良的問題。當時的形勢,是改良和革命賽跑。我們指出,選擇改良,還是選擇革命,主動權不在人民手裡,而在統治者手裡。我們宣示,如果執政者選擇了改良,中國工黨願意放棄革命,擁護改良。如果執政者放棄改良,中國工黨就不得不起來革命。

 

    由於胡溫親政後推出了“以人爲本,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在二大上我們確立了鑄劍為犁的和解路綫。當時我們以爲,經過胡溫的改良,中國應當有較大進步,我們可以回到內地召開三大。現在看來,我們對胡溫的期許過高。

 

    中國工黨自20001117日建黨以來,至今已近十四年。建黨前兩年,也就是1998年,王炳章博士十年磨一劍,闖關回國,創立了現代的中國民主黨。在民主黨創立前夜,炳章兄親自飛到澳洲與我協商,希望正在籌備中的工黨,成爲即將成立的民主黨的一部分,以便打出統一的旗幟。我們同意了炳章兄的建議,本人也成爲了希哲兄領導下的中國民主黨海外領導小組成員。

 

    民主黨成立後將自己定位為代表全民。這是我們不能贊同的政治主張。國家應當是全民的,政黨不可能是全民的。政黨只可能是某個或某些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當時我們認爲,1998年的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爲權貴集團的代表,中國民主黨應當成爲中產集團和勞工集團的代表。由於民主黨堅持自己代表全民,我們不得不離開民主黨,建立了代表勞工集團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也稱中國工黨,並建議中國民主黨爭取成爲中產集團的代表。

 

下面,我將從效率與公正、前進與倒退、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三個方面向大會作報告。

 

一、效率與公正

 

    在中國工黨二屆五中全會上,我們第二次修改了黨綱黨章。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就是將原來所提的“社會民主主義”修改為“民主社會主義”。這個修改,明確宣佈了社會主義是本黨的理念,宣佈了我們將用民主的方法來追求和實現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不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而是源於中華民族古老的大同思想,基於當今我們新發現的鐘擺法則,崇尚民主憲政的中國民主社會主義。

 

    我們之所以對社會主義作出這樣的界定,是因爲“社會主義”一詞,被馬克思主義者和希特勒主義者糟蹋得不成樣子。在此,我們必須為“社會主義”正名,並作出我們的定義。

 

    根據衆多文獻介紹,“社會主義”一詞的詞根是“社會”一詞,源拉丁語social,意指聯合或共用。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一詞,被賦予兩種清楚分明的含義,既可以指自由公民之間的一種契約關係,也可以指夥伴之間的一種情感關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人天生就是社會性動物,由獨立個體的人之間組成的社會,其成員應該擁有公平地位。

 

    社會主義一詞的最早使用,一般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德國神學家安塞爾姆.德辛在1753年與人論戰時,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稱為“社會主義者”。第二種說法認為,義大利傳教士賈科莫.朱利阿尼在1803年寫的《駁社會主義》一文中,指“社會主義”是一種上帝安排的制度。第三種說法認為,歐文的信徒於182711月在他們主辦的《合作雜誌》上及法國的喬西葉爾於1832年在聖西門派主辦的《地球》期刊上,用“社會主義”表達以社會公正為核心的理想。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論誰第一個使用“社會主義”一詞,儘管這個詞含有順乎天意、社會契約及自由民主等等內容,但它與眾不同的根本特徵是強調社會公正。因此我們把“社會主義”,明確定義為追求社會公正的一種政治主張。


   
日本學者福地源一郎在18786月《東京每日新聞》上發表《邪說之危害》一文中,第一次用漢字意譯社會主義

 

    中國第一個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是梁啟超。他在1902925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18期上,把當時日本人通用的社會主義一詞移植過來。從此,社會主義一詞在我國得以流行並廣泛傳播。


   
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和史達林實行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以消滅私有制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加無產階級專政。曾經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毛時代的中國,基本上都遵循這一模式。這個模式的最大共同點是普遍貧困。這個模式導致貧困的原因,比較一致的説法是社會生産力低下。但這個模式爲何導致社會生産力低下?人們對此就其說不一了。國人的普遍説法是大鍋飯導致大鍋清水湯,因爲大鍋飯制度使人們失去生産的興趣,故而無法提高勞動生産率。

 

    中國工黨認爲,這個模式導致生產力低下的根本原因,在於片面追求公正,用公正對抗效率。

 

    鄧小平上臺時,中國的經濟已經到達崩潰的邊緣。如果鄧小平不立即改革,中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也會如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最多熬到“蘇東波”。但是聰明而有氣魄的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寧願馬列主義破產,也不願中共破產。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對民間興起的“包產到戶”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讓步政策,嘗到解放生産力的甜頭後,進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果斷扔掉了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加一黨極權模式,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毛左們攻擊鄧小平修正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是倒退。在這裡,我們要提出一個問題:有錯誤爲何不能修正?不修正錯誤,社會主義如何發展?在一個貧困而缺乏效率的社會裡,主張一部人先富起來也就是主張提高社會效率,不是復辟倒退,相反是進步。鄧時代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毛時代的閉關鎖國的重大進步。鄧小平當時根本沒有考慮這種舉措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管它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由於追求效率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因此說鄧小平搞資本主義也沒有說錯,但鄧小平此時搞資本主義更沒有搞錯,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追求效率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錯。

 

    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資本主義追求效率,社會主義追求公正。這兩種追求都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基本追求。

 

馬克思窮其一生研究資本主義,寫了幾大本《資本論》論述“剩餘價值”,馬克思的研究是有價值的,但推導是錯誤的。原因在於他的研究有三個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他僅發現資本家剝削“剩餘價值”的負面,沒有發現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追求效率的正面。

 

第二個盲點是他沒有認識什麽是市場規律及市場規律是不可違抗的。

 

第三個盲點是他沒有認識到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規律,沒有搞清楚效率與公正的關係。

 

    由於馬克思不懂得市場規律,儘管出於發展生產力的良好動機,錯誤地作出資本主義對利潤過度追求必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推論和資本社會必然因此滅亡的預言。據此導引出來的計劃經濟,更是一套閉門造車的荒唐謬論。計劃經濟的實踐不僅沒有促進生産力的發展,相反給生産力戴上政府強暴干預的鐐銬。

 

由於馬克思不懂得鐘擺規律,用社會主義去對抗、消滅乃至於替代資本主義,也就是用公正去對抗、消滅乃至於替代效率,並由此導引出用消滅私有制的方法來實現社會公正,進一步導引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來消滅私有制的錯誤結論。所以,馬克思的科學是不科學,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

 

    中共前輩當年的大躍進,歷史動機也是好的,希望中國早日富強,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這是一種基於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並摻合了列寧和史達林錯誤思想的不科學發展觀。毛時代用平均代替平等,更是不科學中的不科學。今天中共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在痛苦和眼淚中的昇華,是一種進步。鄧時代的改革開放就是矯正毛時代對公正的錯誤理解和片面追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核心就是追求效率,這種追求在當時和在今天以及在未來都沒有錯,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沒有錯,錯的是對效率的追求到今天已經達到極端化,物極必反,已經嚴重損害了社會公正,這是當今中國的根本問題。

 

    習時代必須面對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既然效率已經傷害了公正,把效率降低一點,把發展的速度降低一點不就解決問題了嗎?這是一種更錯誤的認識。降低效率和降低發展的速度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加惡化,因爲均貧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均富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問題不在於高效率和高速度創造的經濟利益,問題在於如何讓高速發展的經濟帶來的利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就目前來説,就是要改革一切不適應於市場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對未來而言,就是要設計一套正確調節效率與公正關係的社會模式,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這才是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核心。

 

    工黨作為一個在野黨,就是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把解決的方法提出來,推動執政黨去解決。解決得好,要肯定,解決得不好,要批評。要讓中國的領導者和老百姓都明白公正和效率的關係,正確理解和科學處理這二者的關係,這就是中國工黨推動中國進步的理論目標。

 

    現在的許多發達國家都以民主憲政為社會模式。在這些民主社會中,各種政黨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不管這些政黨打什麽樣的旗號,基本上分屬三大集團:資本集團、勞工集團和中產集團。代表資本集團的政黨追求效率,代表勞工集團的政黨追求公正,代表中產集團的政黨追求穩定。

 

當效率侵害公正,影響社會穩定時,大多數選民會把選票投給追求公正的政黨。追求公正的政黨上臺後,會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一旦這種分配阻滯了發展效率,影響社會穩定時,大多數選民又會把選票投給追求效率的政黨。周而復始,社會就進步了。這些選民少數是自覺的,大多數是不自覺的,僅是靠他們對社會生活不斷提高的一種感覺和追求,這種感覺和追求,就是歷史規律對人們意識的影響和反映。

 

    中國工黨將這種歷史規律,稱爲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效應,定義為鐘擺規律,或稱鐘擺法則。

 

    1883317日,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墓前發表對馬克思蓋棺定論的演説中,把“剩餘價值論”抬高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認定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他們的理論中,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階級鬥爭會隨階級消滅而消滅。按照他們的理論推導,階級鬥爭消滅後,社會發展就失去了動力。這明顯是一種不能自圓其説的跛腳理論。

 

    其實,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時代而異,不僅僅限於階級鬥爭。中國工黨認爲,從現代工業社會直到大同社會,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什麽階級鬥爭,而是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效應。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評別的歷史學家在黑暗中摸索的時候,他們自己正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實這種摸索是不應當批評的。人類就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摸著石頭過河,才發展到今天並將不斷發展下去。

 

本人帶領中國工黨,在黑暗中摸索到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規律,正是從黑暗走向光明。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規律之發現,正是本人和中國工黨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豐富了人們對歷史規律的認識。

 

    中國工黨認爲,效率與公正相互作用的鐘擺規律,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之一。

 

 

二、前進與倒退

 

    今天中國的某些政客,無視馬克思主義失敗的現實,主張使用倒退囘馬恩列斯毛原教旨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今天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代表,被某些人指稱爲不久前被判終生監禁的薄熙來。到目前為止,包括在座的某些朋友,都在不遺餘力地支持薄熙來。對此中國工黨可以理解,但無法苟同。我們之所以可以理解,是理解這些朋友出於一種良好的願望,那就是把薄熙來當成可以解決公正問題的旗幟,或者把薄熙來當成可以引發中共內訌的工具。針對這些朋友的良好願望,應當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薄熙來是否能成為這面旗幟?薄熙來沒有李大釗在北洋軍閥法庭上宣傳共產主義的大義凜然;薄熙來也沒有汪精衛面對攝政王的屠刀,飲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英雄氣概;薄熙來更沒有那些綠林好漢臨刑前大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江湖膽量;薄熙來缺乏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智慧韜略,薄熙來僅能拿一頂綠帽子當擋箭牌。薄熙來能承載這些朋友對他的拳拳之心,切切期盼嗎?不能。他在法庭上精心但弱智的表演,證明他這種人根本沒有資質才具成為任何一種政治力量的領袖,遑論成為某些朋友心目中的社會公正旗幟。

 

    第二個問題,就算薄熙來是一條鐵血漢子,他的打黑唱紅路線,能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吗?打黑確實能化解民怨,不管是紅打黑,還是黑打黑。這一點,中國工黨不反對。中國工黨反對的是唱紅,唱回紅海洋,唱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天下江山一片紅,唱回永不落的紅太陽把老百姓炙烤得皮開肉綻的毛時代。這不是推動歷史前進,反而是開歷史的倒車。盼望均富的人民絕不願倒退回均貧的大鍋清水湯年代去。有朋友說,我們不倒退回1957年後的悲慘時代,倒退到1956年的青春時代如何?

 

    鄧小平上臺之初,打的並不是“改革開放”大旗。當時他分分鐘不離口的口號是“撥亂反正”。他要返回之“正”,就是那個“讓我們盪起雙槳”的歌聲回蕩在昆明湖上的童真時代。返也者,倒退也。歷史上也有不少政治家長嘆“人心不古”,企盼返回遠古的樸實純真。如果真能返璞歸真也是很好的。問題是返不回去了。你想回去,別人不想回去。當今民智已開,今天的老百姓,還會敲盆打桶嚇唬無辜的小麻雀嗎?今天的老百姓,還會敲鑼打鼓迎接腐爛的小芒果嗎?1956年的老百姓能夠自由來泰國旅遊嗎?1956年的老百姓有手機,有電腦嗎?小朋友的開襠褲裏露出的兩個小屁股蛋是可愛的,但叫一個成年人倒退到穿開襠褲的可愛童真時代,那開襠褲露出的兩個不小的屁股蛋一點不可愛。倒退是解決不了社會公正的問題的。不管是薄熙來自己,還是打著別的旗子走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道路,都不會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根本原因在於,前進不了人民有氣,倒退回去人民有恨。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搖搖擺擺地前進了近四十年。十五年前,我在《北京之春》舉辦的中共執政五十年研討會的發言中,將這段經歷也就是“一部分人富起來”的過程,劃分為以下六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稱爲“勤勞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萬元戶年代”。這個階段應當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由於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興,當時先富起來的那批“萬元戶”,大多數是依靠恢復名點小吃,恢復地方特產,或長途販運,或提高生産率如名噪一時的步鑫生等。他們是靠體力和腦力致富,他們走的是一條勤勞致富的正路。

 

    第二個階段,我稱爲“投機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倒爺年代”。這個階段以中共推行“雙軌制”為起點。所謂“雙軌制”,是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有人瞄準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想方設法把計劃內的低價物資“倒”到市場上高價出售,從中賺取不菲的差價而致富。

 

    第三個階段,我稱爲“權力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批文年代”。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和形形色色的掮客的交易中,自己的簽字轉瞬之間就變成沉甸甸的鈔票。以其讓你賺,不如我自己賺。愚蠢的赤膊上陣,奸猾的帶上白手套。這時最時髦的話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發展到今天,不去講薄書記的若幹億,那些小小派出所長大都成為百萬富翁。

 

    第四個階段,我稱爲“回扣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紅包文化年代”。這個階段起於“圈地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政績建設”。由於大量工程的出包和承包,回扣就成爲一種應運而生的致富手段,進而傳染到各行各業。連被視爲春風化雨的教師和救死扶傷的醫生也不能免。沒有贊助費不能進學校,沒有補課費不能進教室,沒有紅包不開刀,沒有紅包沒病床,甚至還滋生出一群群“醫托”“葯托”。頂禮膜拜的師尊,萬眾敬仰的醫德,在金錢大潮中變成大大小小的紅包。

 

    第五個階段,我稱爲“欺詐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假冒僞劣年代”。假煙,假酒,假茶,假藥,假雞蛋,假車票,假記者,假將軍……可謂“假作真時真亦假”。而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柴油米,硫磺饅頭,注膠牛肉,農藥韭菜,尿素豆芽,燒鹼辣椒,硼砂薩其馬,三青聚胺奶粉,逐漸構成當代中國人的身體了。“假冒僞劣”,不僅成爲“中國製造”的代名詞,而且已經登堂入室,升格為“中國特色”了。

 

    第六個階段,我稱爲“暴力致富階段”。這個時代可以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現代版的“打砸搶年代”。在綁架億萬富翁而聞名的張子強伏法後,罕見地出現一股對張子強的崇拜熱。隨著,小偷小摸發展到强搶豪夺,搶行人發展到搶汽車,搶汽車發展到搶火車,搶火車發展到搶銀行,就差一點搶政府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成功的真正法寶。用暴力得到天下的中共,同樣依靠暴力重新分配財富。今天,歷史在更高一級的螺旋圈上回到原點,不僅有人依靠暴力致富,進而有朋友出來“替天行道”,要學著中共的樣子,走當年暴力打天下,暴力重新分配財富的路子。這是行得通的一條道路嗎?用暴力來解決社會不公,是前進還是後退?

 

    中國工黨認爲,這是一條行得通的路子,但不是一條好路子。使用暴力方法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這個方法可以把歷史推向前進,也可把歷史拉向後退。在今天,使用暴力手段來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後退。在小米加步槍的過去,共產黨犧牲了幾千萬生命才打下江山。在坦克加飛彈的現在,要把共產黨的江山打下來,犧牲的生命不是幾千萬而是幾萬萬。

 

    有的朋友認為,面對武裝到牙齒的中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當然不是對手。但是,中共遠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是美日聯盟的下飯菜。一方面,美國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威脅,急劇擴大軍力以遏制中國;另一方面,日本的崛起與中國的崛起已經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中日戰爭難以避免。今年是甲午年,日本急於發動第二次甲午戰爭,以期在美國支持下挫敗中國。中國一旦戰敗,必然引起中共內訌,中共可能因此分裂,甚至引發內戰。那時,日本就可以如同美國在星條旗下正氣凜然將民主自由送到伊拉克和利比亞一樣,在太陽旗下堂而皇之將民主自由送到朝鮮和中國。這些朋友認為,日本可以利用美國戰勝中國,為什麽不能利用日本推翻中共?這樣就可以避免犧牲,減少流血,火中取栗,曲綫救國。

 

    我們不懷疑這些朋友的智慧超過汪精衛,膽量大過黑旋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更不會認爲他們是大話嚇人。我們也不懷疑美國稱霸世界遏制中國的戰略和输出民主自由的决心,我們更不懷疑日本征服中國,將“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民是刁民,兵是兵痞”的中國,改造成“君是兒皇,臣是降將,民是皇民,兵是偽軍”的滿洲國之既定國策和武士道精神。中國工黨要提醒這些朋友們正視的是,不論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打中國人,中國都要死人。

 

    我們希望這些朋友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那些蜜罐中長大的獨生子女的浪漫青春染成血色黃昏。我們誠心誠意希望這些朋友,不到了全國大多數人無飯可吃無衣可穿的萬不得已的時刻,不要拿起武器,走上那條重上井岡山的不歸路。我們更要誠心誠意勸告這些朋友,不要妄想踩踏在同胞的屍骨和鮮血上,步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漢奸路。

 

    綜上所述,在革命與改良的老問題上,中國工黨強烈主張走改良道路,這是理性地把社會推向前進的道路。有朋友问,如果中國發生向毛時代不可逆轉倒退的假改良怎麼辦?

 

本黨一大已經有了回答:我們將用真革命去對付假改良。

 

三、中國特色和中國模式

 

    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他前不久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拿不出中國模式主宰不了全球》中,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儘管中國的國力迅速強盛,如果拿不出一個像樣的中國模式,仍然無法主宰世界。

 

    中國工黨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非在於主宰世界。但中國必須在國力強大後拿出在一個讓世界人民眼晴一亮的中國模式,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認同和肯定。因爲今天的中國模式,的確不是一個好模式。

 

    今天的中國模式是什麽?是市場經濟加一黨極權。雖然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和世界接軌,因此中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可是一黨極權不但受到人們的詬病,而且如同一塊頑固的巨石,橫亙在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前方。

 

    一黨極權的基礎是封建家長制。中華民族長期生活在家長制的文化傳統中。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是“只有兒女的不是,沒有父母的不是”的父子關係,而非平等的兄弟關係。父母對子女的關愛是家長制的核心,因此有其溫馨親愛的一面。但父母之命不可違,又釀成數不勝數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悲劇。在家長的眼中,孩子永遠是孩子,永遠要在承受家長無私關愛的同時,必須承受家長的嚴厲管教,也就是要匍匐在家長的專制之下。孩子到了青春期,要形成自己的自主意識,因此產生青春逆反。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到達青春期了,適應於中華民族童年期的家長制已經不適應於青春期的中華民族了。所以,封建專制的根必須刨除,在封建專制根上嫁接的馬列主義一黨極權也必須拋棄。

 

    拋棄一黨極權的中國模式後,我們要拿出和能拿出一種什麽樣的中國模式?

 

    這裡我們拿世界汽車市場作一個比方。美國車的賣點是堅固實用,歐洲車的賣點是安全豪華,日本車的賣點是省油廉價。如果我們中國人要進入世界汽車市場,我們的賣點是什麽?

 

    中國的汽車工業起步晚,基礎遠不及他們雄厚。若干老牌汽車生産商早就著手研究新能源並已獲成功。但他們爲何不推廣於市場?關鍵在於他們舊能源系統的生産廠家遍佈世界,一旦採用新能源,這些廠家和設備怎麽辦?中國沒有這個沉重包袱,可以一頭紮在新能源上,這是中國汽車工業的優點。所以,中國車的賣點是新能源,靚款式,好價錢。簡而言之,中國車的賣點是環保實惠。

 

    從以上汽車市場的比方可以看出,嚼人家嚼過的饃沒有味道。中國人應當推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模式。目前世界上的先進社會模式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模式,也就是民主自由模式。如果中國也推出民主自由模式,那也是一件好事,但可惜是跟在西方屁股後面跑,不能反映出中華民族領導潮流的創造性和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特色。

 

中華民族的民族特色是什麼?與世界其他民族比較起來,中華民族的特色是大而古。十四億人口,五千年文明。多種民族多種文化共冶於一爐,融合為一體。中華民族有著無以倫比的同化能力,中華民族最大優點就是包容。有容乃大,沒有包容就沒有中華民族。寬宏包容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中國共產黨能接受寬宏包容的核心價值嗎?大家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人也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在中華文化這口大染缸裡長大的。

 

    習近平在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紀念大會上,用了十二個字來概括毛的精神遺產,那就是“實事求是,群衆路綫,獨立自主”。春節上演的劇碼中,久違的小鐵梅,李玉和又粉墨登場。一些朋友將此解讀為習向毛靠攏,向左轉。但這些朋友為何不將此解讀為習的寬宏和包容?

 

毛澤東長期以來,殘酷迫害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近平也因此有幸當上“黑狗崽子”。今天習肯定毛的是“實事求是,群衆路綫,獨立自主”,而不是毛那套排除異己,整人害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寬猛相濟,恩威並施,左右共治,新舊同存,這是習近平路綫的特色。可惜很多人沒讀懂。

 

    可以包容在十年動亂中差一點亡黨亡國的毛澤東,爲何不能包容竭盡全力推動中國前進的民主派?鄧小平可以搞一國兩制,習近平爲何不能搞一國三制,一國五制,一國良制?毛澤東只能在一元社會裡稱王稱霸,習近平為何不能在多元社會裡納諫親民?一個既不輸出革命,又不輸出貧困,獨立自主,強大堅挺,寬宏包容的中國,應當讓全世界人民眼晴一亮。

 

中國工黨認爲,只有推出以寬宏包容為核心的中國模式亦即東方模式,才能和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美國模式亦即西方模式相頡頏。

 

    我們期盼著公正和諧的中國特色與寬宏包容的中國模式早日出現。我們但願這不是如同過去對胡溫那樣的過高期盼。

 

我的報告完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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